Scottsboro trials

这个序列性法律程序与靠近亚拉巴马州的斯考茨波罗火车上的一起传说中的强奸案有关，标志着性别化的种族暴力与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民权(civil rights)的冲突。19世纪末，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性(sexuality)的惧怕导致种族暴力的残酷性日益加剧(参见race and ethnicity)。白人暴民将数以千计的非洲裔美国男人折磨致死，辩称非洲裔美国男人的性暴力倾向使他们的暴力正当化。白人不是在大街上把非洲裔男人折磨致死，就是把他们送进袋鼠法院，在那里陪审团不敢忽略法庭内外的暴民。

斯考茨波罗审判案开始于1931年3月25日，一位名叫露碧·贝茨(Ruby Bates)的年轻妇女告诉一位副治安官，她和维多利亚·普赖斯(Victoria Price)在一辆外国火车上流浪时，被9个非洲裔美国人男青年强奸。当局逮捕了这些青年，只是在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协助下，才使他们得以幸免私刑。

开始，亚拉巴马州起诉这9个青年时几乎没作外部调查。诉方急急忙忙将这9人成功通过了审判，快速赢得8个被告的死刑。陪审员们之所以不能就罗艾·赖特作出裁决，只是因为7个陪审员无视控方只要求判年龄13岁的赖特终身监禁这个前提而坚持判他死刑。

共产国际劳工辩护部(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派人到斯考茨波罗并了解到，与地方报告的案情相反，这些男孩的律师表现很差。共产国际劳工保护部决定为斯考茨波罗的被告们资助一位律师，将他们的案子带到在国际名流中，通过集会和大量的报刊文章，引起对他们的困境的关注。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没有足够快地看出该案在宣传上的潜力而遭到挫折。在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劳工保护部显得比有色人种协进会更有效地注重民权。

在鲍维尔诉亚拉巴马(Powell v．Alabama，1932)一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有罪判决，理由是根据第十四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中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贫穷的被告在死刑案里要有适当的律师(counsel)代理。大法官乔治·苏特兰德(George Sutherland)抱怨说，这些男孩仅仅得到形式上的辩护，而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在批准判决时明明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在他们的新审判中，一位名叫萨穆尔·雷波伟茨(Samuel Leibowitz)的纽约律师为9个男青年作了辩护。雷波伟茨说服了许多记者相信他的客户是无辜的。他甚至说服了一位亚拉巴马州的法官。但他在亚拉巴马陪审员面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诺里斯诉亚拉巴马(Norris v．Alabama，1935)一案中，最高法院再一次推翻了死刑判决，理由是非洲裔美国人被系统化地剥夺了大陪审团的审判。

1937年，亚拉巴马州对4个被告撤诉。其他的被告最终也被释放。斯考茨波罗审判案作为刑法正义制度中种族歧视的一个象征，在州刑事审判程序宪法化的开始进程上贡献颇多。

【参见“Criminal Law Principles(刑法原则)”】

Dan Carter, Scottsboro: A Tragedy of the American South,1969.James Goodman,Stories of Scottsboro,1995.

——Philip Abb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