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政治运动。其主要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这些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过程共分为三个阶段：(1)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支持红卫兵的信，批准广播所谓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1月，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夺权，毛泽东电贺支持，夺权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改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关押、批斗。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多次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甚至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林彪作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康生、陈伯达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加强了他们在中央的地位。(2)从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但毛泽东坚持“左”的主张，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左”的路线，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3)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当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搞“四人帮”，揭露江青有当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问题的会议，着手对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于是，全国再度陷入“反回潮”、批“翻案”、抓“还乡团”和“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混乱之中。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做了错误判断，并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宣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