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化

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其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这种思潮是“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结合的产物。“自由化”一词源出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一次国策声明，说美国政策在于促进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化(即自由主义化或资本主义化)。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79年就出现了。当时有人歪曲“解放思想”的口号，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有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公开发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对此，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即指出：“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邓小平文选》，第152页)以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从中央到许多地方，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软弱混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某些宣传舆论阵地和某些高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到1986年底，这种思潮又打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子出现，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观点有：(1)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2)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宣扬“全盘西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3)公开提出要“改变党”，否定党的领导；(4)主张大学摆脱党的领导，鼓吹大学“完全独立”，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政府的关系；(5)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煽动学生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们的许多言论的错误程度大大超过了1957年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1980年1月，邓小平指出：“应该说，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文选》第225、226页)。尽管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只是极少数，但危害极大，干扰了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所以，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斗争要长期进行，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唯一宗旨是为了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关系到四化建设成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