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朱学范的署名文章《周总理——我的引路人》，摘要如下：

从我30年代开始靠拢党，1948年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直到解放后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参加邮电部的工作，长期以来，我一直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周总理的教育和帮助，我终生难忘，铭记在心。

我很早以来就想建立一个工人群众组织，做些团结工人、为工人谋生活福利的工作。1939年，中国劳动协会经过改组，决定由我负责。我便想把中国劳动协会办成这样一个工人群众组织。武汉沦陷后，周总理在重庆担负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了团结各阶层的人民开展抗日活动，对于劳动协会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39年10月的一天，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周总理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明快爽朗的伟大政治家的风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向周总理报告了国际工会联合会已接受中国劳动协会加入，并向他请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如何出席国际工会会议的问题。周总理毫不迟疑地说：可以让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劳协，以后与劳协一起出席会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我们接到通知，要劳协派一个工会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那时，周总理陪同毛主席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于是，我们立刻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要求周总理派解放区工会代表来。周总理欣然同意。在周总理的支持下，经过与国民党的坚决斗争，我们才胜利地和党派来的邓发同志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国工会联合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大会。

1946年5月，周总理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到南京，代表党在这里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在这个时候，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了梅园新村30号。我向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报告了莫斯科即将召开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邓发同志已因飞机失事遇难，请周总理另派代表出席会议。周总理听我报告以后，立刻答允再派代表。我看到周总理身居虎穴泰然自若，是那样满腔热情地接待一个民主人士，同我的谈话充满着对我的信任，使我顿时感到有说不出的力量鼓舞着我，一定要去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

由于劳协不断倾向进步，1946年8月6日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终于派出数百名特务，将重庆劳动协会团团包围，劳协38个工作人员全部被无辜逮捕，劳协机构被封闭，活动完全被迫停止。1946年11月，他们进一步又狠下毒手，在香港对我进行暗害活动，用汽车将我撞伤。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又是党和敬爱的周总理首先对我表示莫大的关怀。在我住院的第三天，周总理即派了代表来香港探望我，并给劳协送来了工作经费。

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不断教育和关怀下，在经过与国民党的长期曲折斗争以后，我逐步认识到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在1948年2月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在1948年8月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我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宣布劳协加入全总，今后由全总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工联会议。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