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雷洁琼的署名文章《党引导我走向进步》，摘要如下：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引导我走向进步的历程，党对我的关怀、教益和信任，永远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成为鞭策我前进的巨大力量。

1937年6月，我在北平燕京大学暑假期间回广州探亲，不久，“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我决定离开燕京大学教学岗位，不重返北平，当年12月，应江西省政府之聘，到南昌参加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领导的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工作。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新四军诞生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同时在南昌成立，这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昌设立的一个合法机构，是中共在江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领导核心。办事处成立不久，主任黄道(新四军少将参议)和妇女部部长陈少敏，通过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干部、地下党员刘贵英邀请我和该会副总干事潘玉梅晚宴。黄道同志向我们阐述了当前抗战形势和中共的抗日纲领，和我们商讨联合南昌市各救亡团体发动各界妇女参加抗日救亡的计划。通过这次会谈，我感到工作上有了信心，有了依靠。自1938年1月至1939年3月南昌沦陷前，一年多以来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工作上加强了联系，也加深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共产党员深思远虑、平易近人的思想作风，使我深受教益。

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准备大举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当时，武汉是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在这危急时刻，武汉各界妇女要求团结起来，参加抗战救亡。5月30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讨论开展战时妇女工作。我和熊芷代表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出席了谈话会。邓颖超同志在会上作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在边区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救亡的经验。邓大姐的讲话对各界妇女团结抗战，开展战时妇女统一战线起了推动的作用，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顽固派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赴京和平请愿团，去南京向国、共、美三方面(军调三人小组)请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请愿团代表有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吴耀宗、胡厥文和我，还有学生代表陈震中和陈立复。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暴徒残暴地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在强烈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把我们几个受伤的代表送到医院。我们躺在医院里冰冷潮湿的水门汀地上，无人过问。经过一夜伤痛和饥渴的折磨，我们已处于昏迷状态。在这严峻的时刻，我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睁开眼睛，惊喜地看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和齐燕铭等同志已来到我们面前。周恩来和我紧紧地握手，亲切地说：“7年前我们不是在江西吉安见过面么!”他又沉痛而严肃地对负伤代表说：“你们的血是不会自流的!”这洪亮而坚定的声音，是一股暖流，使我们这些遭受创痛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得知我们已是一夜滴水未进，立即派人回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取来牛奶和饼干。周恩来同志和医院负责人多次交涉，我们几个负伤代表方从冰冷的地面上移到了三等病房，周恩来同志才稍为放心地离开医院，这时我已听到金鸡啼晓。

第二天，邓颖超大姐再一次来到医院探望伤员代表，她买了一套新衣服，亲自送给我，我脱下被暴徒撕毁的血衣，换上了新衣。邓大姐深情的关怀，使我感动得流下热泪。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请愿代表的深切关怀，激励我坚定了信念，要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