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三国时期

开明王朝建立后，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从开明二世卢帝开始，蜀王室致力于开疆拓土，征伐激烈，一度攻至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进入战国以后，又与秦国反复争夺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地区，终于得手，成为威震西南的一方霸主。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九世开明帝开始仿效华夏礼乐制度而立宗庙，又把都城从广都樊乡迁到今天的成都。

春秋战国之交，活动于夷水流域的廪君巴人开始进入川东地区建立规模较大的巴国，曾先后或同时以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合川市)、平都(今丰都县)、阆中以及枳(今涪陵市)为国都和陪都。其君主实行世袭制度。太子称巴王子，省称巴子。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国为获取巴蜀地区富足的物质、人力资源，继而东向伐楚与统一天下，遂遣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结束战争，又乘胜攻占巴国的国都江州。

秦统一巴蜀后，先后设巴、蜀、汉中3郡41县。郡设郡守，掌郡治；设郡尉，辅佐郡守并典武职甲卒。县万户以上设令，不足万户设长，下设丞、尉，辅佐令、长。少数民族较多的县则改称“道”。巴蜀地区逐步实行秦国的制度、政令，由此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秦昭襄王三十年至秦庄襄王三年(前227年～前247年)之间，李冰担任秦国蜀郡第二任(一说为第三任)太守，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采取一系列开发蜀地经济的重大措施，如修建都江堰，开凿广都盐井，疏通成都二江(即检、郫二江，今南河、府河)，使川西平原日渐富饶，为秦始皇尔后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秦还将关中地区及关东六国大批怀有异心的旧贵族等陆续迁入蜀地，以加强控制。其结果给地广人稀的蜀地手工业、商业带来了繁荣。如赵国卓氏、山东程郑在临邛等地冶铁铸铜，煮盐经商，大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营手段。大量移民还使巴蜀“民始能秦言”。在移民的同时，从张若起的历任巴蜀地郡守、县令，还仿照咸阳建制兴建成都城、郫城、临邛城、江州城、阆中城，设置城防、粮仓以及盐官、铁官、市官等，又修通道路(如“五尺道”)。上述措施，促进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入汉以后，繁华程度超过关中地区而被誉为“天府之土”。直至今天，人们还用“天府”或“天府之国”来指代四川。

汉初，封建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并继续向蜀地移民。蜀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但文化事业相对落后。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在位)末，文翁出任蜀郡太守，首创官学，将兴办教育列为治蜀首要目标。从此蜀郡学风大盛，可与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媲美。文翁兴学的经验传到巴郡和汉中郡，“巴、汉亦立文学”。汉武帝时，更“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

汉武帝时期(前140年～前87年)，在巴蜀地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开发西南夷，最终将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归入汉朝版图并设益州以统辖，治成都县(在今成都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不仅促进了西南各族人民、各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与共同进步，而且还有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西汉末，公孙述占据益州(今四川地区)，自立蜀王，国号“成家”，建都成都。这是自秦并巴蜀后今四川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割据政权。

东汉时四川复归汉有。东汉末又为刘焉、刘璋父子割据(189年～214年)。尔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改年号章武，史称“蜀”或“蜀汉”(221年～263年)。蜀汉疆域包括今四川、云南的大部分，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流域的一部分。魏、蜀、吴三国鼎立，但蜀国地域最小，国力最弱。蜀汉丞相诸葛亮励精图治，严肃法纪；广揽人才，“不限其方”；劝督农桑，推行屯田；平定南中，稳定后方；联吴抗曹，积极北伐，使蜀国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诚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准《诸葛公论》所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