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周恩来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具有开拓性质，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

第一，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特点。周恩来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武人政治”是“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因此，革命的目标首先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以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实现”1924年6月，周恩来在《再论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二步”，并强调中共的历史任务，是要领导包括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在内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

第二，在对各革命阶级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正确阐述了它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关系。对工人阶级，周恩来从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它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明确提出了“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光辉思想。强调无产阶级“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对农民阶级，周恩来指出他们受剥削和压迫最深，故“拥护革命最力”，是“革命的基本势力”。对民族资产阶级，周恩来指出“这几年来，商人所受的苦痛，也算极了”，认为他们能够和革命“合作”，是革命“实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三，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出了开创性的意见。1929年3月1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关于发展区域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同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执笔写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中，总结了红四军及其他根据地的经验，进一步指出：必须是“先有农村的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第四，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殖民地问题就是战争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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