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圖時期藝術

奧圖一世的皇冠；前面高度15公分；約完成於西元962年；現存於維也納。

由於內部紛爭再加上來自西邊諾斯曼人(Norsemen)及東邊斯拉夫人(Slavs)和馬札兒人(Magyars)的侵擊，卡洛林帝國(Carolingian Empire)在第十世紀初始之前便已告瓦解。隨著撒克遜尼公爵(Duke of Saxon)，「獵禽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於西元918年時獲選爲東法蘭克王(King of the eastern Franks)，新的帝國統一過程也同時揭開，直到亨利的兒子——奧圖大帝(Otto the Great)於西元962年在羅馬加冕爲神聖羅馬皇帝(Holy Roman Emperor)時達到頂點，「奧圖的」不但爲此朝代也爲一個時代立了名。撒克遜歷任皇帝(Saxon Emperors)重新組織政府的財政，使敎堂與政府間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因而皇帝不僅是爲神指派的統治者也是上帝於地球上的代理人，即所謂「國王與敎士」(Rex et Sacerdos)的雙重身分，同時敎堂的領袖與神職人員則扮演公職人員角色，和諧地與政府配合而形成所謂皇家辦事處。在奧圖王朝廷(Ottonian dynasty)的統治下，東法蘭克人無可異議地成爲西歐基督敎世界(Western Christendom)的領導者；敎堂的領袖及皇帝候選人們並不祇是精神上的主敎也是封建諸侯，而主敎與大主敎本身則是皇帝的親密助手，例如，奧圖一世的兄弟，科隆的布魯諾(Bruno of Cologne)不僅掌管羅塞林吉亞公國(Duchy of Lotharingia)也是科隆極重要的大主敎。

另一極重要的發展是修道院改革的偉大運動。於西元910年，艾奎坦的公爵(Duke of Aquitaine)威廉在庫倫尼(Cluny)創立一種新的獨立修道院，而類似的改革也在羅塞林吉亞(Lotharingia)境內布洛格主持的聖哲拉修道院(St．Gerard of Brogue；死於西元959年)及高茲(Gorze)境內凡弟也瑞斯主持的聖約翰修道院(St．John of Vendières；大約死於西元975年)；同時進行著。勢力龐大、組織完整的修道院，由於有效地利用土地導致收入大量增加而達到其勢利及對後世影響的顚峰，但是在第十一世紀期間敎堂與政府間奠立的合作關係便開始破裂，當經濟能力逐漸增大的敎堂不再準備接受政府的主敎指派時，所謂「授權衝突」(investiture conflict)便成了新局勢的症狀與導因。

然而，第十世紀內的改革運動仍舊是在與皇權有血緣關係或共同利益的主敎掌握之下，這些主敎創立了偉大藝術贊助中心以與宮廷的慷慨與富麗抗爭，與卡洛林時期各國王宮廷可比的藝術中心如艾格伯特(Egbert)創立的特里爾(Trier)，緬恩偉克(Meinwerk)的巴得伯恩(Paderborn)，布魯諾(Bruno)的科隆(Cologne)，賀德顯(Hildesheim)的柏諾瓦(Bernward)，以及由奧圖朝貴族(Ottonian aristocracy)中幾位貴婦如奧圖大帝(Otto the Great)的孫女瑪希爾得(Mathilde)於艾森(Essen)，及其同爲四女修道院道長的姊妹艾得爾海(Adelheid)，若說卡洛林時期的藝術贊助主要是來自貴族與皇室，奧圖朝藝術的贊助依據雖較廣泛，但也全然來自貴族。

奧圖朝藝術是以下三大主要影響的結果：一是卡洛林藝術遺產的復興，二是對義大利北部藝術重新燃起的興趣，最後是與拜占庭藝術較多直接的接觸。對於其過去皇室藝術遺產的興趣是極自然的，而受義大利影響則是與敎宗有政治關連的直接結果。此政治關連始於西元951年的征戰，奧圖爲敎宗所求，幫助應付朗巴人(Lombards)；征戰的結果，奧圖於同一年在帕維亞(Pavia)被加冕爲朗巴弟國王。因奧圖之後的繼承者對義大利與義大利的事物持續著熱烈的興趣，而常常被指責在政治上與藝術上忽略了北部的祖國，也是直到亨利二世(西元1002～1024年)時期才又有個日耳曼皇帝住在阿爾卑斯山以北，而與拜占庭親密而私人的接觸則導致奧圖的兒子與希臘公主希歐法奴(Theophanu)於西元973年的婚姻；一年之後，奧圖大帝即先逝世；西元983年奧圖二世死亡後，這位掌有強權的希臘公主成爲其子奧圖三世(出生於西元980年)的攝政，掌管帝國直到她死於西元991年爲止。

然而，在建築方面，卡洛林的傳統(Carolingian traditions)仍佔優勢繼續被發展，對於西側築有高塔以及對地穴(crypts)的強調仍舊持續，然而於第十世紀中卻有一些革新將建築形式於內在與外在上引領上較精確的表達方式。不幸的是，這種建築發展的前期，無疑的是由「獵禽者亨利」及奧圖一世(Otto Ⅰ)推動興建的建築物卻極少被保留下來，例如，亨利最心愛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西元922年之後)的基地，以及奧圖在瑪格得堡(Magdeburg，開始於西元955年)的建築。

這項革新包括對長廊的精心設計並增添其功能，第九世紀時，一般長廊的使用僅限於西側建築(Westwerk)，此乃支撑結構的變通系統發展，其柱子及厚實窗間壁將一面牆分割爲反複形態的間隔而將淸楚地界定出敎堂正廳與袖廊的相交處，在此四個間隔相會，同時互相輝映。外觀上，有連環拱廊，窗戶周圍有遮陽拱門，而水平式懸樑(horizontal stringcourses)與垂直的壁柱(vertical pilaster)柱身則用以明確地分割牆壁表面區域以強調及詮釋建築結構。這一切促使建築上對空間感與牆有更表達性與自覺性的設計(self-conscious design)，就比例而言，通常爲簡單的幾何關係，和諧且容易瞭解。

少數留存下來的早期奧圖式建築之一是由馬葛瑞·傑羅(Margrave Gero)於西元961年在哲恩羅德(Gernrode)建立的聖西瑞亞克斯修道院(St．Cyriakus)，其西側由二座樓梯高塔來刻意強調，內部有西向的長廊，還是不出卡洛林的建築傳統，但是外觀上，遮陽拱廊，懸樑及柱壁將牆壁表面劃分單位，與窗戶、內部地板層與間隔等相關連。內部上袖廊與正廳交界處由高聳拱門與連接的壁柱跨過正廳與聖臺而淸楚地劃分。敎堂正廳則由柱子與窗間壁交替形成，而每兩個拱門的間隔就有一個長廊通路跨過，此通路由四個拱門分割，有小柱子連接，然後由一厚實的窗間壁與下一個間隔連接，這一切設計因其達成的平衡與幾何單位的規則反複表現出很明顯的和諧感，也就是這種次序與和諧感的特性於第十一世紀時在奧圖大帝國及其他地方被進一步發展而成爲後來仿羅馬式敎堂(RomanesqueChurch)的創造基礎。

事實上，建築歷史學家通常在討論仿羅馬建築的肇始均是以柏諾瓦(St Bernward)在賀德顯(Hildsheim)於西元1001年所建的聖麥可修道院(Abbeys of St Michael)，及皇帝康拉德二世(Emperor Conrad Ⅱ)於西元1025年在哈爾特所建的林堡修道院(Limburg an der Haardt)爲範例。他們發現很難能於前兩修道院與後來較完全發展的仿羅馬式建築間做任何有效的風格上區分，例如史拜依爾(Speyer)的第二座大敎堂，乃是由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的史拜依爾於西元1030年開始策劃其外形，再於1061年獻於皇帝，最後由亨利四世於西元1092～1106年間興建完成。祇有在這兩方面，十一世紀末與十二世紀大敎堂的建築成就高於第十與第十一世紀初的建造者；一個是其首先使用圓筒或弧稜拱頂然後改爲肋骨式拱頂(Ribbed Vault)的技巧來建造唱詩席位及正廳高聳石造拱形圓頂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雕塑裝飾的漸趨重要，這個趨向到了十二世紀初幾乎壓過純粹的建築原理(purely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奧圖王時期，建築上的裝飾與雕塑依舊集中在敎堂修飾上，如門、祭壇、墳墓、復活節燭檯及石塚等，不像典型仿羅馬式之縱情於建築與雕塑間的相互貫穿。較短暫的裝飾品如繪畫及石膏作品也許眞的在建築上佔有比我們所假設還重要的分量，然就留存下來的建築雕塑數量而言，如雕刻柱冠，很明顯的是建築傳統而不是繪畫原則在當時佔優勢，處處看得見演變自科林斯柱式的柱冠或其他較簡化的柱冠，如裝墊式柱冠(cushion capitals)等似乎是僅存讓石匠練習雕刻技巧的部份，一直到十一世紀後半部，常久來被限制於小規模裝飾的工匠雕塑能力，終於在柱冠，裝飾鑄模，大門上、牆壁表面，尤其是大部份敎堂西側正面上開展了新的征服領域。

奧圖王時期逐漸增強的建築表現在於產生具結構的次序(order)與和諧感(harmony)，大體而言，這本也可由壁畫的裝飾設計達到，然遺憾的是卻僅有少部份片段留存下來。阿爾卑斯山以北唯一主要的壁畫設計在雷成拿(Reichenau)島上歐卑哲爾(Oberzell)的聖喬治修道院(St George)內敎堂，此壁畫雖有許多破損與修補，仍可明顯看出正廳內拱廊之下、高窗之下大而簡單的牆壁表面由幻象多彩曲折條紋來隔離拱廊，拱門與拱門連接處有圓形標幟，之上的大面牆壁則表現基督的神蹟，就風格及技巧，這些畫極受義大利北部影響，就如同第九世紀的建築裝飾一般，但是它也可與第十一世紀初期手稿挿圖(manuscript illumination)做比較，尤其是那些受皇室宮廷贊助學派的作品，如同古典主義晚期的繪畫，這壁畫上大而堂皇的人物支配整個景，處於建築物本身爲背景的天幕之上，背景上藍、綠及棕色平行線條也是相同的古典幻象傳統演變而來。

奧圖王時期的挿圖因其流傳下來驚人數量手稿而具有遠較完整的記錄。它的初期幾乎是自覺性地在復興早期卡洛林手稿形式，如傑羅抄本(the Gero Codex)，現存於德國達木士塔的省立圖書館(Landesbibliothek，Darmstadt)的福音書摘錄集便是抄襲自查理曼宮廷學派的洛旭福音書(一部份現存於羅馬梵蒂岡圖書館，另一部份存於羅馬尼亞，阿巴茱莉亞的巴塞尼恩史料圖書館，Bililioteca Documentata Batthayneum，Alba Julia，Rumania))，傑羅抄本大約是西元960年爲「卡斯托斯·傑羅」(Custos Gero)而作，他也許就是後來的科隆區大主敎(Archbishop of Cologne，西元969～976年)。繪於第十世紀末、佛爾達(Fulda)的威惕肯地爾士抄本(the Codex Wittikindeus，現存柏林國立圖書館)則是另一說明早期卡洛林傳統於十世紀後半影響力的手稿。這部抄本與查理曼宮廷學派作品(Court School of Charlemagne)風格幾乎沒有區分，至於傑羅抄本則較簡化、較廣泛的形式運用，強調基本特性，減少瑣碎細節，採用較淡、粉彩色調等種種特徵可較明顯地與所模倣的卡洛林風格區分。

奧圖王時期挿圖抄本最爲傑出的作品與特里爾主敎(Archbishop of Trier)艾格伯特(Egbert，西元977～993年。)與宮廷的支持相關，這一系相互關連的手稿長久以來被認爲與雷成拿島的皇室修道院有關係，然最近的爭論則認爲大部份的手稿均是完成於特里爾，無論如何，很淸楚的是抄寫手稿的抄寫室同樣爲艾格伯特、奧圖二世(西元973～983年)、奧圖三世(西元996～1002年)，甚至後來的亨利二世(西元1002～1024年)效勞，因此可被視爲第一且至上的皇室手稿抄寫室(Imperial scriptorium)。

這一系列手稿中的一部被稱爲艾格伯特抄本(特里爾市立圖書館收藏；編號Cod．24)，此抄本乃一福音摘錄選集將福音書的摘錄按照禮拜儀式年代編排，爲艾格伯特私人使用而抄寫。艾格伯特大約在西元950年出生於法蘭德斯(Flanders)，在擔任一年的日耳曼皇家官邸總管之後，於西元977年由奧圖二世指派爲特里爾的大主敎。他也許在奧圖一世時，便進入皇室服務，並於西元980年陪同奧圖二世與希歐法奴(theophanu)到義大利，他於西元983年參加在維羅納(Verona)舉行的立法院會(Diet)並在同一年奧圖死後支持「爭吵者亨利」(Henry the Wrangler)在奧圖三世幼年其間擔任攝政；艾格伯特於西元985年回到日耳曼與取得攝政權的希歐法奴(Theophanu)和解，但從此以後艾格伯特便未有任何主要的政治參與。

在艾格伯特的掌理之下，特里爾(Trier)成了興盛的學術與藝術中心。艾格伯特抄本可確定是完成於西元997年以後，因在抄本中艾格伯特以主敎身份出現於題獻那頁，也許是成於西元983年之後至西元993年他死亡之前。這本抄本的風格與偶像描繪均與以修士劉薩(Liuthar)命名的一些手稿相近。在手稿中劉薩被描繪爲於西元997～1002年間完成的奧圖三世的福音書抄寫者，此福音書抄本現存於慕尼黑的拜爾瑞旭國立圖書館(編號Cod·4453)，這「劉薩集」(Liuthar Group)的其他抄本如十一世紀初的亨利二世聖書摘錄選集(慕尼黑拜爾瑞旭國立圖書館收藏，編號：4452)及「亞琛珍藏福音書」(Aachen Treasury Gospels)，此抄本通常被認爲是寫於奧圖三世在位期間的西元1000年左右，但更可能是爲奧圖二世於他去世(西元983年)不久之前而寫。

抄寫這些手稿的皇家手稿室將古代晚期與拜占庭影響融合運用，由北義大利古代晚期傳統演變而來的是富麗、充滿氣氛的背景、蒼白卻細膩的色調，鬆散的人物風格、以及建築上的細節等這些特色也可在因一張題名爲「格列高利敎皇」(Registrum Gregorii，現存於尚特利的康德Musée Condé博物館)挿圖而得名的藝術大師作品上看到。此大師於西元980年代在特里爾爲艾格伯特效勞。拜占庭風格的挿圖則賦予破除偶像崇拜之後新的偶像描繪主題，同時爲逐漸受奧圖式繪畫歡迎的堅實金箔背景提供模型，在科隆區域可發現更顯明的拜占庭傳統影響，尤其是圓熟而生動的筆法運用方面，在科隆完成的手稿如爲麥士旭德修道院女院長茜特達(Abbess Hitda of Meschede)而抄寫的福音書(現存達木士塔省立圖書館，編號640)及聖哲瑞昻修道院的聖書(Sacramentary of St． Gereon，現存於巴黎的國立圖書館；編號Cod．Lat．817)，此二部手稿均完成於十一世紀初期。

與此同時，稍晚的班伯格啓示錄(Bamberg Apocalypse)作品(現存於班伯格的國立圖書館；編號A1142)產生了形式上的僵化現象，這是對單調色彩與公式化平衡感的堅持，與追求建築設計上的形態與和諧無關，另一由亨利二世(Henry Ⅱ)贊助，位於累根斯堡(Regensburg)上的手稿抄寫室也發展出類似的形態強調，然而特性上卻不同，較依循金屬性的燦爛與珠寶般的細節，同出於此手稿室的如傑出的亨利二世聖書(現存慕尼黑拜爾瑞旭國立圖書館，編號Cod．4456)及奈得慕斯特女修道院院長尤塔(Abbess Uta of Niedermünster)的聖書摘錄選集(現存慕尼黑的拜爾瑞旭國立圖書館)。

接近奧圖朝時期的末尾，大槪是第十一世紀中，在沙爾茲堡(Salzburg)與埃赫特爾納(Echternach)兩地，僵化的表現形式再一次佔優勢，然在此的立體人像幾乎達到雕刻的三度空間立體感(three-dimentional solidity)，這項重要特性是十二世紀中仿羅馬風格的另一資料來源。其中傑出的手稿之一是稱爲「黃金福音書」(Golden Gospels)由亨利三世獻給其朝廷的喪葬敎堂史拜依爾大敎堂的手稿，乃於西元1045～1046年在埃赫特爾納畫製完成，目前藏於馬德里附近小城艾斯科里歐(Escorial)(編號Cod．Vetrinas 17)，埃赫特爾納也同樣地非常依賴杜爾斯學派(Tours School)的卡洛林傳統。在沙爾茲堡，這種「實體人像」(solid figure)的風格則更深地受拜占庭風格影響，例如沙爾茲堡大主敎(Archbishops of Salzburg)圖書館中的聖書摘錄選集(現存慕尼黑拜爾瑞旭國立圖書館，編號Cod．15713)便可看出此風格。

奧圖大帝國時期，當藝術大量地依賴皇室及貴族贊助之同時，一點也不會令人訝異地，必定也有些金匠的奢華藝術及象牙雕刻爲此時期的主要貢獻。

要將目前留存的作品歸屬此朝廷創立者，亨利一世時的成就一直就很困難，然而一具留存於奎得林堡(Quedlinburg)、聖塞互提爾斯(St．Servatius)修道院的華麗象牙棺柩便極有可能爲亨利一世所捐贈，這座創始於西元922年的修道院不僅是他最喜愛的道院，也是他與其妻逝世後埋葬之地，然而早在第十一世紀初修道院珍藏資料中便記有三個象牙神龕，似乎那具華麗的棺柩更有能是這三者中之一，在這座棺柩底部有銘文記載著艾格尼斯女道長(Abbess Agnes，西元1184～1203年)對它的修復，很明顯的其富麗鍍銀葉形細工的某些部分是在此時加上的，但是其餘的金屬部分，尤其是長方形琺瑯間隔則較適於第十世紀初期的手工，類似的琺瑯技巧也被運用於第九世紀中米蘭境內聖安布洛吉歐修道院(S．Ambrogio)的「黃金祭壇」(the Golden Altar)。

壁柱下的單一聖徒人像雕刻不僅顯示與卡洛林傳統間強烈關聯，尤其與西元900年左右聖高爾(St．Gall)修道院作品，同時其粗重的形式及較立體與靜態人物處理手法也顯示著從卡洛林到奧圖朝風格的轉型期特色，最具說服力的該屬於奎得林堡棺柩上蛇的象牙雕刻，這些蛇形雕刻雖隱藏於金屬鑲嵌之下，但在一次修復過程中顯露出來，它可以與佛爾查得詩篇集(Folchard Psalter)內拱形與拱形之間的類似裝飾做比較，佛爾查得詩篇集乃於西元855～895年間在聖高爾修道院挿畫完成。

到了奧圖一世執政期間，藝術創作材料變得更加豐盛。在象牙雕刻方面，便有一日期可靠的祭壇正面作品(ante pendium)，乃是奧圖一世爲其新的瑪格得堡大敎堂(Cathedral of Magdeburg)於西元955年創立而委託雕造的，其中大槪十六面被流傳下來，分散於不同的博物館及圖書館做爲書籍封面收藏，在這些留存象牙作品中(大約是5×4 1／2吋或13×12公分)，大部分以新舊中的基督傳敎情景爲裝飾，但有一奉獻情景(現存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表現的是奧圖一世由聖徒彼得(St Peter)及可能是瑪格得堡的守護聖徒墨瑞提爾士(St．Mauritius)陪侍向御座上的基督獻上新敎堂模型，其人物大而僵硬、處於沈重的穿透式背景，也許原來是安置於鑄銅鍍金上。其邊緣寬廣，沒有裝飾而單調，可能原打算由金屬框來覆蓋裝飾。雖然在瑪格得堡的建築物本身，據悉義大利材料如柱子及大理石等乃是進口輸入，但是由這些象牙作品的風格不難看出其乃演化自北部卡洛林傳統。若嘗試將此風格定位於某一特定區域，則奧圖朝藝術持久難以解決的問題便產生了，尤其是有關宮廷委託方面，因爲工匠人員不是隨著巡遊的宮廷流動，就是皇帝下達命令到他支助不同的修道院，最後結果，較重要的是去發現藝術家們是在何種環境之下形成他們的風格，以及他們擁有什麼樣的資料來源，而不是嘗試來定位任何一指定工作室(workshop)的確切地點。

與奧圖王一世有關連的最重要物品是目前存於維也納(Weltliche und Geistliche Schatzkammer)的皇冠，硏究此作品必得的結論是這項傑作不太像是出自阿爾卑斯山以北的金匠之手，寶石鑲嵌的技巧及形成皇冠的八面中四面有大型象徵性景泰藍琺瑯，這兩項特色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是史無前例，僅有在義大利或拜占庭傳統才有工匠擁有這些技巧。中古世紀早期，由敎宗爲皇帝加冕儀式(Imperial Coronations)提供皇冠也是項習慣；何況奧圖一世因曾替聖父(Holy Father)與朗巴國王(Lombard Kings)抗爭，沒有別人比他更値得收受敎宗的慷慨。

那麼，這個皇冠是否爲奧圖一世於西元962年在羅馬的皇室加冕典禮而製造?此皇冠的內在跡象更強烈地支持這項論點。撑開皇冠拱形部分上寫有西元1027年加冕爲帝的康拉德(Empreor Conrad)。很明顯，這拱形部分是後來添加的，因其風格極爲不同，因此這皇冠必定是爲更早前的皇帝而製；皇冠前面部分有一鑲得不太高明的十字架，顯然是出於不同的工作室，其手法較相似於西元980年左右宮廷委任的工作室，因此可能是奧圖二世西元973年繼位時所添加，而奧圖二世過世時，三世祇有三歲，他到了西元996年十六歲時才正式繼位，這頂皇冠絕不可能因他而製，因爲甚至對成人而言它已是非比尋常的寬大。那麼，似乎很少有疑問地可以認定此皇冠當初是爲西元962年加冕爲帝的奧圖一世而製。

雖然沒有與此皇冠的一般形式相同的作品留存，但是仍可說這種大型、頂部爲半圓鑲有象徵意義的琺瑯祇存在於拜占庭的皇冠上，例如十一世紀中，康士坦丁·摩諾馬丘斯(Constantine Monomachus)的拜占庭式皇冠，現存於布達佩斯的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Budapest)。

奧圖王時期的宮廷對拜占庭時尚的漸增興趣是很明顯的，尤其是二世與希歐法奴於西元972年結婚之後更甚。於西元1880年在緬茲(Mains)發現了大批的珠寶，包括一對純粹拜占庭形式的半月型耳環及一流行於拜占庭宮廷穿著的胸前飾物，這批寶物以康拉德二世之皇后(死於西元1043年)之名命名爲「吉塞拉」寶物(Gisela)。這批寶物可能是於第十一世紀時遺失或被隱藏，然而由其手工技巧及強烈的拜占庭風格推斷更像是爲早期奧圖王宮廷裡某位貴婦所有，甚至有可能就是屬於希歐法奴的。她與其夫(奧圖二世)同時地以拜占庭宮廷穿著呈現於一面象牙雕刻上(現存於巴黎的科盧尼博物館(MuséeCluny))，此象牙雕刻亦模倣自拜占庭象牙作品，這對皇室夫婦以受基督加冕的形象表現，正如一面可能於西元959～963年間在康士坦丁堡雕刻作品，東方的羅曼諾斯皇帝(Emperor Romanos)與其王后尤達克希亞(Eudoxia)亦以同樣的形式表現，此作品現存於巴黎的勳章部門(Cabinet des Médailles)，奧圖王二世的那面象牙作品就連其銘文幾乎全部以希臘文刻寫。

與時尚流行及偶像描繪一樣，奧圖王二世時期的藝術風格亦是臣服於拜占庭的魅力之下。一極傑出的小面浮雕作品(現存米蘭的斯佛介斯可城堡(Castello Sforzesco))上展現由聖徒墨瑞提爾士(St Mauritius)及聖母陪侍的基督威儀像(Christin Majesty)，其左爲奧圖二世，其右爲希歐法奴及其幼兒，其下則刻著「奧圖皇帝」(“OTTO IMPERATOR”)，這可能是米蘭聖墨瑞提爾士修道院的道長所贈之禮。在此作品上，其寬而厚重形式，單調浮雕及人物位置的受侷限等在在令人想起已提到瑪格得堡的祭壇正面，不同的是，先前提到的作品呈現較單調與線性的縐摺處理，而現提這一作品則有較平滑的重疊摺紋，較容易明瞭的模型及遠較細膩圓熟的浮雕手法，這一切均是得自拜占庭的模型；目前珍藏於米蘭大敎堂，有個大型象牙製聖水容器上刻著銘文說明著其乃爲米蘭的加得佛雷德士大主敎(Archbishop Gotfredus，西元975～980年)將獻予到米蘭拜訪的皇帝而作，此聖水容器與刻著「奧圖皇帝」的雕刻同在一個工作室完成。

宮廷裡對義大利與拜占庭的藝術品味一旦飽和，其漸增的影響力便往日耳曼的貴族社會延伸，而奧圖二世與三世都祇有少部份時間是待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貴族中艾格伯特在特里爾創立工作室，奧圖一世的孫女瑪希爾達(Mathilde)在艾森(Essen)由西元973年起爲女道長直到西元1011年死亡爲止，亦在生前成立了工作室；由珍貴寶石及景泰藍琺瑯點綴的三個聖壇黃金十字架乃她贈予修道院，目前仍可在敎堂寶庫(Domschatz Kammer)內看到，然而最主要的傑作是目前存於艾森(Essen)大敎堂內四分之三人身大小的聖母抱子聖物匣；以木頭爲主體的聖母抱子坐像上釘滿金片，琺瑯眼睛，嬰兒基督頭上的光環佈滿珠寶和細工裝飾，讓此驚人的時尚人像更爲富麗堂皇，她與先前提到的米蘭象牙作品不相關，具有流暢、寬廣簡單的形式，以敏銳的手法塑造，然其仍有不成熟之處，那就是整個塑像並不完全和諧，這也許是因爲將金匠通常小型塑像放大的結果。

在特里爾(Trier)，由艾格伯特大主敎(Archbishop Egbert)委任的作品中有三件精緻的金匠作品留存，技術上，它們均與出自艾森(Essen)的成品有關連，尤其是在景泰藍琺瑯的驚人採用量與精確性上。奧圖二世在位期間，艾森的三個黃金十字架乃爲瑪希爾達(Mathilde)及其弟巴伐利亞公爵(Duke of Bavaria)而製，而此時的特里爾工作室可能並不活躍，一直到艾格伯特於西元985年在此穩定居留才改變。但是其中聖徒彼得的權杖型聖物匣則由銘文上鑑定爲西元980年作品(現存於林堡格的敎堂寶庫，Limburger Domschatz)，這整支的聖物杖由金箔覆蓋，裝飾有特里爾十位敎宗及大主敎的半身浮雕像(目前已嚴重破損)，而其圓形杖頭上有小的琺瑯裝飾以象徵福音傳道者的四聖徒半身浮雕及十二門徒。第二個也是留存的主要作品是聖安德魯(St．Andrew)修道院的涼鞋型聖物匣(現存於特里爾的敎堂寶庫)。此長方形大聖物箱亦作爲攜帶型聖壇，長大於17吋(44公分)，其頂部則有一隻覆蓋黃金的立體足形裝飾，足上並以珠寶的帶式涼鞋裝飾，用以倣效箱內的珍貴遺物。箱子四面及兩端則鑲有象徵福音傳道者(Evangelists)的景泰藍琺瑯，其精細的鏤金重複花紋，襯托著由串串珍珠強調的紅色玻璃，在技巧與風格上在在顯示與拜占庭金匠(Byzantine goldsmiths)作品有密切關係。

第三件作品較小，卻有更驚人的精密度，這具稱爲「十字架上的聖釘」(Holy Nail of the Crucifixion)的聖物匣由空前的熟練技巧將其表面全部飾以琺瑯，此作品現存於特里爾的大敎堂寶庫(Domschatzkammer，Trier)。

於西元983至西元991年間由攝政女皇希歐法奴(Theophanu)所委任製造的黃金書籍封面必定也是出自同前的工作室，或至少是在這工作室受訓出來的大師作品，此封面上，攝政女皇與其子奧圖三世及一些與埃赫特爾納修道院(特里爾附近)有密切相關的聖徒們同時呈現。在亨利三世執政的十一世紀中期此封面被重雕製爲另一手稿封面而挿入了中央的十字象牙雕刻。艾格伯特與希歐法奴之間如此親密的合作祇有在他們倆於西元985年和解之後才可能。

另一稱爲「亞琛的羅薩十字架」(Lothar Cross at Aachen)的作品，可能較早由宮廷委任製造，目前仍無法確定是否爲前兩傑出工作室所製，但其十字架的外形，用以襯托的細工及寶石，和其藍色小帶及白色階梯型琺瑯均與艾森系列作品有關；羅薩十字架的背面，附有一受苦基督像的傑出雕刻，由此又可看出宮廷圈內對拜占庭模型的強烈依賴。

這件雕刻作品常被拿來與一般相信是科隆的傑羅大主敎(Archbishop Gero of Cologne，死於西元976年)訂製的人身大小十字像相比較，但是傑羅十字架(現存科隆的大敎堂寶庫)是個遠較爲強烈的意象，而且可能是奧圖王時期最具有啓發性的雕塑作品，這項作品的耶穌像懸於架上，耗弱的雙臂，含劇痛表情的頭部垂向右肩；鬆陷的身體先扭向一邊而後再扭向另一邊，腰間尖銳地交錯纏繞的腰布與柔和幾乎浮腫的肉體成一強烈對比，其纖細扭曲的雙脚暗示已無法負荷其逐漸衰竭的身體。這件作品觀念上的嚴肅性對後來的兩世紀極爲重要，它預示著許多有力的仿羅馬雕塑成就(Romanesque sculptural achievement)。

到了第十一世紀，對於雕塑的漸強意識，包括小型象牙雕刻及銅像及石像的大型敎堂佈置用品，逐漸變得重要。

由於奧圖三世於西元1002年的英年早逝，撒克遜朝廷(Saxon dynasty)的奧圖朝直系家族也隨著終止，原爲巴伐利亞公爵(Duke of Bavaria)即奧圖一世兄弟亨利之孫的亨利二世(西元1002～1024年)由日耳曼貴族選爲皇帝。性格上，亨利二世與其前人大爲不同，他樂於在其撒克遜本土而不是在義大利追求其政治野心，他乃是一位對法律及次序充滿熱情的又強悍又實際政治家，同時他是位熱忱的敎堂組織改革者。他擁有對宗敎虔誠的聲譽，並於西元1146年被正式加封爲聖徒；他給敎堂的贈禮都是慷慨而不吝惜的，於第十世紀末創立，同時受義大利與拜占庭影響的工作室，如今則第一次完全由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僱用。他的贈禮中，現存的有贈予亞琛及巴塞爾(Basel)的黃金祭壇(現存巴黎的科盧尼博物館)，亞琛的講壇，贈予班伯格(Bamberg)的十字架聖物箱(the Reliquary of Holy Cross，現存於慕尼黑)，另在其最喜愛的班伯格修道院內有他贈予的四件華麗聖袍，包括兩件用金線及貼花刺繡於紫色絲布的披風；在金匠作品方面，如巴塞爾的黃金祭壇及亞琛講壇，僅尺寸大小而言便是史無前例，在巴塞爾黃金祭壇的拱廊及祭壇下，有五個偉大的半浮雕人像，這些人像的呈現手法一般祇有在第十一世紀末的石雕作品發現；而亞琛講壇則像是將一部書籍封面放大到高於一碼以上的英雄式規格；書籍封面鑲上的是寶石，這講壇鑲的則是水晶及半珍貴的瑪瑙圓球。

然而，由這種紀念物大小及雕塑於敎堂佈置潛力的新意識脫穎而出的傑出貢獻是由聖徒柏諾瓦(St Bernward)，也是賀德顯(Hildesheim)的主敎(西元993～1022年)設立的工作室所創造的，在柏諾瓦擔任主敎初期，此工作室製造了一些精緻但較小型的銀鑄作品，包括一對銀製燭檯，爲西元996年被指派爲佛爾達(Fulda)修道院長的艾爾康巴得士(Erkanbaldus)所製的權杖頭部、一小十字架及一品質極高用以裝聖戴爾尼西爾士(St．Dionysius)遺物的聖物匣，柏諾瓦於西元1006年在巴黎獲得這些遺物，以上這些作品均收藏於賀德顯的大敎堂寶庫(Hildesheimer Domschatz)。經歷這些早期中空鑄蠟法(cire perdue)實驗之後，柏諾瓦委任兩項主要作品：一是銅鑄中空柱子，高近13英尺(4公尺)原本支撑著一具十字架，及一對將近16英尺(5公尺)，爲其聖麥可修道院而鑄造的銅門，完成時期爲西元1015年。因這兩件作品，雕塑藝術家們向新的紀念碑銘藝術踏進了第一步，若沒有這項進展，那麼第十一世紀末期及第十二世紀初期的建築雕塑成就就幾乎不可能發生。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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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圖帝國的主要藝術中心